第一财经日报：国内教育界目前有没有一个主流的方法论体系？尹建莉：教育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，大体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恒定的价值观。比如对待儿童要平等，要尊重。还比如，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儿童的智力和情感两方面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，没有人会公然说儿童不懂事，不用对他们好，也不用对他进行智力启蒙。所谓教育价值观，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生观的一部分，古今中外没有太大差异。教育学从来不是独立于生活的一门干巴巴的学问，它也不神秘，说白了就是：我们如何对待儿童。当然，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，不可能形成非常统一而确定的观点，哪怕是同一位教育家的观点，由不同的人来解读，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，有的甚至会相反。我只能说，在教育上，大目标都一样，在如何追寻目标的问题上，有分歧，这些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教育观点。比如大家都想培养出智力和情感出色的孩子，有的人主张严厉，有的人主张宽容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本质上是相通的，只是没有像西方教育理论那样形成宏大的理论陈述。所以人们很容易把民间一些糟粕的东西当作“中国传统教育思想”来说事，这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形象有所损害。东西方教育其实各有千秋，尤其在当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，融合越来越多，差异越来越小。各国政体不同，影响到学校的治理不同。但就观念来说，以后可能很难说中国教育观念如何，美国教育观念如何，而应该说儿童教育如何。日报：儿童教育研究以案例研究为主，各种取向会不会成为一种非常相对的问题，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？尹建莉：这个问题本身已包含了对“案例研究”价值的贬低。事实上这种贬低非常普遍，很有代表性。中外学术界一直有一种畸形的审美心理，学术著作不写得云山雾罩、佶屈聱牙、晦涩难懂似乎就不深刻；写得通俗易懂似乎就不够“专业”。这种认识让本该指导生活的学问离生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成为没用的东西。理论这种从一般生活中抽取出的东西，反而高于了生活，远离了生活。其实个案是比理论更强大的说明体，每个典型案例都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内涵。理论不是比个案大，而是比个案小，它无法反映差异化的东西。从个案上看不到学问的人，他也不可能真正懂得理论。犹如从不研究个体病例的医生，他不可能真正懂医学理论。日报：这样的话，一切是否又回到了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？尹建莉：所谓因此施教，就是给爱吃土豆的人吃土豆，爱吃萝卜的人吃萝卜；或者说是给太瘦的人吃点高热量食物，给太胖的人吃些低热量的。背后统一的教育价值观就是，研究个体，尊重个体，以变通来应对一切。所以一切问题都要放到具体的情境下来说。有的人说，你的孩子不用打，我的孩子就得打，他把这当作因材施教，这就是非常可笑的逻辑，因为大前提就错了，“打”已包含了不尊重，不理解，不宽容。这就像有人说你的孩子可爱，应该吃糖；我的孩子淘气，应该吃沙子。大前提不对，一切理由都站不住脚。 日报：你曾经提出过“不管”是最好的“管”，但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问题如何得到纠正？尹建莉：无数的细节有无数的办法，但背后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。这个问题必须放到具体的事件当中来说。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，自由和规则一点都不矛盾，越自由的孩子越懂规则。越受限制多的孩子，越没有自控力。而人们常常陷入的误区就是错把控制当教育，把严厉管制当规范训练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一个不成器的孩子的原因。日报：你一直提倡宽松教育，培养出了优秀的女儿；但很多严格教育下的孩子也会变得非常优秀，最近的例子是虎妈，你有没有探究过为什么？尹建莉：什么教育是成功的，什么是不成功的，这很难有标准。虎妈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，我们谁也没见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假如她的孩子很优秀，她在家庭中的所为一定不是书中写的那样；假如她真是按书中写的那样来对待女儿，她的孩子心理会很分裂，目前取得再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都不会是一个身心和谐的人，即使上了哈佛做了博士，也不值得羡慕。我在这里只评价书中呈现的虎妈，她身上充满了社会底层的奋斗精神，持有小市民文化价值观，所以她也只能迎合一部分人的胃口，她的教育思想绝不可能在历史中有立足之地，她的方法只能坑一些糊涂家长，对社会无任何正面价值。日报：儿童教育的问题可能不是家长方式的问题，有时候社会环境、升学压力使得家长不得不（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做法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）剥夺孩子一部分玩耍、发展兴趣的时间。其实，这也与我们社会对成功的评判标准有关，只要家长还指望孩子“成功”，这种矛盾就破解不了。对此，你是怎么看待的？尹建莉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教育是完美的，如果时代或社会错了，家长就该跟着也去犯错吗？把每个个体儿童的问题推给社会，这反映的是家长自身的脆弱，是推卸责任的做法。如果说中国教育环境不好，美国好，美国没有问题儿童吗？中国没有优秀学生吗？家庭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且最重要的教育场所，它的决定性作用永远是无可替代的。作者：孙行之